(13)《管子·幼官》及《管子·幼官图》均有畜之以道,养之以德。
但是在考量天子制度时,区分这一制度与其人类居位者是重要的。(本文注释略) 进入专题: 儒学 孔子 轴心时代 。
对于孔子而言,道德再生是以每个人意识到存在两种生存方式或两种生活道路———道德堕落之途即孔子所称的小人和道德提升之途亦即君子———为开端的。《论语》中与周代早期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巨大差别在孟子的思想中更加鲜明,产生的也是一种更加浓厚的批判精神。这让我们想起的是像埃里克·沃格林这样的历史学家在古代近东和埃及文明核心处发现的宇宙论神话。因此,除了天子以外,不单单孔子,而是所有人都有潜能去与天进行沟通并成为宇宙的行动者。荀子关于养性的方式同样也是有很多不一致之处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论语》中发现的规范伦理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融入了一种志于内在动机转化与精神激励的伦理。但是,这一与宇宙论神话中的不同不能被看作古典儒学与周早期思想关系的全部图景。(13)程廷祚还与那个时代著名的考据学家方苞往来,并受到不少影响。
程廷祚强调回归《易》文本本身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人事之学的践道方式,将洁净精微的天道落实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人伦日用,其中凸显的道德践履的实践性实为程廷祚易学与宋明易学路向迥异的关键之处,由此引出的儒学形态从宋明易学的形而上的道德性命之学转向经世易学的形而下的实践实用之学,(24)由虚玄之学回归原始儒家的经世之学,关照日常生活世界的人伦规范,展现了清代易学研究的新气象,在清代易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别开生面的特殊地位。(《青溪集》,第350页)他将中正视作天德,得中正即可彰显天德,挺立人道,达成内圣外王之功业,如是便把成就内圣外王之功业落实到日用伦常的时中上面。(18)戴震亦有即事以求道之说,他们一致认为道或理活泼泼地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对形而下的事或人伦日用的强调代表了清代学术风向中注重学政合一的经世路向,这与宋儒注重图书、象数而疏忽现实实践的治《易》路向极为不同,理学家以体悟天理最为切要,因而《易》之经世开拓的一面难以被积极呈现。又言:今夫天地之间,飞者、走者、跂行啄息者、植者、顽者,皆禀一气以生成。
是说即便当下时刻亨通顺利,如稍有不慎,亦可能陷入混乱。⑤杨自平认为程廷祚易学特色在于:程氏重三画八卦,尤以乾、坤为根本。
五曰存疑,六曰存异,理无两是,其非已见矣,恐人从而是之,则曰存疑。程廷祚初从颜李弟子恽皋闻处得悉颜李学,遂致信李塨表达愿学之意,又从岳父陶窳处得见《四存编》和《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①。程廷祚的易学研究工作就是透过对象数易学、图书易学的检讨,祛除象数、图书带来的思想遮蔽及遮蔽背后解释倾向的形上性,回到《易》文本本身。某弱冠得读二家之书,壮岁晤刚主先生于白门,往复议论。
习斋先生崛起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五百年间一人而已。一曰正义,当乎经义者,谓之正义,经义之当否,虽未敢定,而必择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三曰通论,所论在此而连类以及于彼,曰通论。他曾向颜学信徒解释其对外不敢公然以颜李学派学者身份示人的缘由:承反复于某不以颜、李之书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
方苞任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时曾编纂六条体例,以此作为群经旧注纂集之总例。(《青溪集》,第147页)指斥宋儒空谈心性的解经态度必定陷入幽渺玄妙、支离繁复,最终后果便是《易》几为天下裂(《青溪集》,第147页)。
今以偏阴纯阳为学之宗,则道统治法、人心世运交受其累,不可胜言,其误岂止于王、韩云尔乎?经所谓乾坤毁而《易》不可见者,盖谓此也。(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00-1201页) (24)此处所谓形而上是指宋明儒者一味追求形上空疏之学的致思倾向,事实上,程廷祚并非不谈天道,而是不好谈形而上的天道,他更关注形而下的人道践履,注重日用伦常。
二曰辨正,辨正者,前人有所异同,辨而得其正者也。(《青溪集》,第388页)主静之学属偏阴之学,与天道本原出于纯阳的《易》理恰恰相左,其害危及道统治法、人心世运,甚而导致《易》道不彰。他进而指出《易》终究是人事之学的本来面向,曰:然则以《易》为高谈性命,《易》固未尝离人事而为言也。(《青溪集》,第391页)他主张跨越汉、宋儒经解,直接与原始儒家对话,从古经经文中解读圣人一以贯之的道统,解经还具有复明道统的政治自觉的意味。(《青溪集》,第168-169页)在程廷祚那里,不仅太极是气,性亦是气,天地之间成象成形者皆源于气,气之外无理、无性、无道,如此一来,气被提升到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地位。即变易、生生乃是发生于时中、具现于时中的、并且是具有着鲜明的时性的,离开了时,所谓变易,所谓生生,就会成为不可能。
自一交以至于万变,气之盛也。昨著《正解》既竣,始挑其不与《易》应者数事,别《占法订误》一卷,以俟后之君子。
在这场回归原典的学术潮流中,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们不仅要回到周孔正学,还要学做孔子,以习行周孔六艺之学而特立于世。然则易道无由入,‘十翼其《易》之门乎?廷祚之于《易》,全体大例求之《系辞》,彖爻之义求之彖象二《传》,不敢自立一解,不敢漫用后儒一说。
(《易通》,第662页)时中取向成为彰显圣道、贯通天人的有效路径。那么如何透过文本经文把握圣人之道?程廷祚认为解《易》还需遵循文本解释体例,他依方苞所授编纂了六条解经体例(13),曰:窃谓:善治经者,必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宜求经之比例诸说。
与魏、晋习尚似异而实同。一处在《与家鱼门论万充宗〈仪〉〈周〉二〈礼〉说书》:闻里中戴东原素留心经义,足下草与往复。(参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354页)。程廷祚对宋学的省思不仅使其体会到道统不明的内在学理成因,也使其更加坚持人伦日用中求道的切实浅近的经世路向。
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易》称时义之大,故君子时然后言,《论语》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道:宋儒之学,根本既与三代有异,而复好为高论。(《青溪集》,第168页)他认为宇宙间皆气,天地肇始,万物化生,生死消长,皆一气为之。
(22)程廷祚曾遭遇一次政治风险,李塨门生刘著游金陵时馆于程廷祚家,因被顾燝诬告私藏《方舆纪要》而遭官兵搜捕入狱,几至刑戮。应当说,程廷祚对《易》为人事之学的理解与李塨一脉相承,李塨曾言:《易》为人事而作也。
迷其内者,若卦变、互体之类,而阳位、阴位、乘承、比应为尤甚之。《颜氏学记》记载其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原,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辩之。胡适读《青溪文集》后,发现该书有两处提及戴震:一处在《六书原起论》:近日新东戴东原说。作为颜李学派南方传人的程廷祚尊信颜李,在检视历代易学的态度上也与颜李如出一辙,同时又受清初儒者即经而求道学术风尚的影响,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回到《易经》本身,回到孔子那里。
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游金陵时,程廷祚屡过问学,从此服膺并传播颜李学说,成为颜李学派最重要的南方传人,亦是承接颜李学派与戴震的关键人物②,在江南一带颇负盛名,与方苞、姚鼐、恽皋闻、袁枚、吴敬梓、程晋芳等皆有过从。程廷祚在气一元论的宇宙视域下,确立了注重人事之学的经世易学,呈现出异于宋明易学的鲜明的经世路向,思维方式上表现出由气而求道、由事而求道的经验性、实证性的倾向,治《易》路向亦由宋儒心性之学的形而上的致思倾向转向实事实功的形而下的经世路向。
主要著作有《易通》十四卷、《大易择言》三十六卷、《读易管见》一卷、《易说辨正》四卷、《彖爻求是说》六卷、《青溪文集》十二卷、《青溪文集续编》八卷、《青溪诗说》二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见于《易通》与《大易择言》,《易通》重在阐述其易学识见,《大易择言》则是对传统易学的辨疑及择断。始发觉传承二千余年的经典,皆已失去原有的面貌,为彻底解决这种经典研究的偏失,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正经。
([清]程廷祚《易通》,第580页) 进入专题: 程廷祚 。(《易通》,第438页)此处程廷祚再次强调治《易》应以经解经,切忌离经而言道,应以孔子十翼为解《易》门径,并世儒者晏斯盛也主张从十翼出发理解经文,因为十翼解释《易》最能体现其本义。